不负国家 不负青年
—— 王葆仁先生在同济大学的岁月
（原标题：同济历史上的首位华人院长）
朱大章 吴庆生
题记：
王葆仁，知道这个名字的有几人？了解他的事迹的有几人？ 领悟他精神精髓的又有几人？能达到他那样的境界的又有几人？
王葆仁先生（1907-1986年），于1936年回国，应同济大学之聘，为化学教授并筹办理学院。1937年同济大学理学院成立，设化学、生物两系，王葆仁先生任理学院院长，兼任化学系系主任。虽然他在同济大学工作时间只有短短的五六年，但是他不仅创办了同济的理科，而且成为同济历史上的第一位华人院长。作为同济大学化学系创始人，王葆仁先生为学为人的作风决定了同济化学系严谨务实的风格，在其后的15年里人才辈出，这些都应该载入史册。
值此同济大学110周年校庆暨理学和化学学科创建八十周年之际，也恰逢王葆仁先生诞辰110周年，我们摘录我校化学科学与工程学院朱大章、吴庆生于先生百年诞辰之际撰写的纪念文章，借此缅怀先生的高尚人格和严谨学风，同时能为化学科学与工程学院未来发展提供借鉴，并给予厚望，通过继承同济化学严谨务实的风格，适应新形势，开拓新事业，再谱新辉煌。
1937年，在建校三十周年并成为国立大学十年后，同济大学的第三个学院——理学院诞生了，王葆仁出任首任院长兼化学系系主任。在这所以德国人为主要教授的国立现代大学中，医工两学院的院长均为德国人，王葆仁是首位华人院长。
电视剧枟亮剑枠中李云龙有句台词：“一支军队的气质是由它的首任军事主官所决定的，他首任军事主官的气质就决定了这支军队的气质，以后不管它再更换多少任军事主官，这支军队的气质都是不会变的。”而同济大学理学院、化学系的首任主官王葆仁，决定了同济化学系严谨务实的风格，即使在抗战搬迁的艰难岁月里，也没有丝毫的放松。从1937年建系到1952年院系调整停办，这短短的十五年中，同济大学化学系培养的学生中先后涌现了唐有祺、卢佩章、黄志镗、曹楚南、邓景发、戚正武六位中国科学院院士。
同济大学始建于1907年，前身为德国医生埃里希·宝隆在上海创办的德文医学堂，1912年建立工科，1930年建立了医学院和工学院。为了提高这两个学院的教学科研水平，必须加强生物、化学等基础学科。所以，1930年学校决定筹建理学院。但是由于经费困难，购置设备需要时间，虽经胡庶华、翁之龙两任校长努力，进展却很缓慢，至1935年5月仅在医学院内建生物馆一所，之后正式建立生物系。
1935年，得知王葆仁博士即将从英德学成归来，翁之龙校长特地邀请他筹建理学院。当时的国立同济大学，由于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和教育部部长的校友朱家骅的关系，和国民政府关系十分密切。按照王葆仁的想法，同济大学的化学学科应以培养高层次人才为目标，招收本科已毕业的学生进行化学研究，所以他的想法是筹办化学研究所。他于1935年2月28日在德国写给朱家骅的信中写道：
同济大学拟办化学研究所至合私愿。国内研究机关虽有多所，然能确合社会国家需要者，则属罕见。现值建设之初，百端待举，化学工业开办尤为当务之急，但人才方面固感缺乏，即制造方法亦以各国专利及守秘密关系不能采用之良法甚多，亟宜努力研究急起直追也。成命计划兹先禄大纲以呈请转交叔泉先生核定，如决定实行则下学期即可开办。乘生在德之便采购各物，当可较廉而合用也。如下学期不及举办，先生可否转请同济指拨三数千元购买仪器药品以便生继续研究之用琐屑，渎尊不甚惶悚。生现应明星高工教授Hans Fischer约往合作一研究，七月初或可完毕趋前受教，为期当不在远，不甚孺慕。又董事会旅费及最后数月月费不稔，可否提早二三月发给，盖以后行止无定，且德国经济由国家统制，领取款项手续麻烦，私人预算需早日筹划也。
在信中，他还附上了化学研究所的计划概要：
一、目标：贡献化学及化学工业之新知识，陶养专门研究人才。
二、研究范围：视人才之所及作下列之研究。
（甲）纯粹化学
求新理论新事实之发明，分无机及有机两方面。
（乙）工业化学
子、现有工业方法之改进及新方法之探讨。
丑、本国原料之搜集以及工业应用之研究。
寅、代国内化学工厂解决专门问题。
（丙）国防化学
子、火药毒气之综合及防御方法。
丑、本国所缺原料之代替品。
（丁）生理化学
子、生理病理方面之化学问题。
丑、药物与食料方面之研究。
三、研究人员：
教授：第一年一人或两人，以后按需要增至四人；
讲师助教：第一年三人或四人（分任研究及事物处理），以后按需要增至六人；
学生：每年招收六人至八人。
四、学生待遇：
资格：国内外大学化学系化学工程科或药物科毕业，经考试合格后得入本所，与教授、讲师及指定之助教从事研究。
纳费：学费照本科学生半数缴纳。
学位：入所研究一年以上，对所研究确有新贡献，经教授及主任允许，应考合格，得受各种证书（Diploma）。两年以上得受硕士或博士学位，均依照教育部规程办理之。
奖励：学生为有特殊贡献，得请求本校或机关加以奖励或资助其在本所或其他国内外研究机关之研究费用，俾成大器。
五、房屋：在开办时计需特殊实验室（天平器、燃烧蒸馏室、光学实验室、硫化氢室、封管室、滴定室）七八间，大研究室（可容十人左右）一两间，小研究室五六间，储藏室两间，小图书馆一间，以后视需要增加。
六、经费：
（甲）开办费
子、房屋改造、家具实验柜之添置：五千元；
丑、水电煤气装置：三千元（如校内无煤气则需加小规模煤气制造机约一万元）；
寅、杂志书籍：五千元至一万元；
卯、仪器药品：约两万元至三万元。
以上总计需三万三千元至四万八千元（为添煤气另加约一万元）。
（乙）常年费
子、杂志书报：三千元；
丑、仪器药品补充及添置：第一年九千元，第二年一万四千元，第三年以后两万元；
寅、修缮：一千元；
卯、水电煤气及其他消耗：三千元；
辰、薪金：第一年约一万三千元，第二年约两万元，以后年约两万八千元。
以上合计第一年两万九千元，第二年约四万一千元，以后年约五万元。
如开办费取最小限度（即三万三千元），则年须加扩充费五千元。
并对这些计划内容进行了进一步的说明：
一、以上计划大纲均就最小限度计，如能得其他机关补助，教授学生数可增加，则房屋与设备均需比例增加（中美庚款文化基金会补助北京大学年十万元，共四十万元，另设讲座的五人即其一例）。
二、研究范围一项，以本所为学校设立，故纯科化学方面不可不列入，但主要目的当侧重工业及国防方面，以切实用。考国内化学研究机关，如清华、北京、中央各大学均偏于纯粹方面，“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亦蹈此习。工业化学之研究，只实业部与南开大学，但以人才关系，结果不能使人满意。至国防化学，兵工署理化研究所经费颇多，设备亦好，但安心研究之人不多，故至今除分析、化验外无大发展。本所如侧重此两方面，则在浓厚之学术空气中当有成功希望也。至生理化学方面，国内虽有协和及上海某外人设立之研究所从事研究，但本校有完善之医学院共同合作收效更易。
三、研究人员之聘请须特别慎重，在不得相当人才时宁缺毋滥，盖如不能相互合作，则请易谢难，致生纠纷，且博学之士其实多不出名，故物色宜慎。
四、经费如能稍宽，则开办费在设备方面需增加，常年费则需加扩充费一项。常年经费，虽年均五六万，以后本校理学院成立，则化学及化学工程两系以成立时人才设备俱有基础，当易为力矣。
五、上列计划如邀核准，请将房屋图样（尺寸及门窗位置）及经费数目赐知。当规划实验台橱柜等图样奉上，以便添置仪器、药品、书籍、杂志等。亦当列单以便购买。仁在德时亦可探寻最廉最合用者购买。则暑假后如需成立，时间方面亦不成问题也。
朱家骅和翁之龙收到他的计划后，均认为“化学研究所计划大纲甚为妥善”，“确属简优”。但是翁之龙校长认为，“唯化学研究所需俟理学院成立后方能开办。目前所急需者，为医工两院化学课程之教师也。故无论理学院成立与否，下学期总需请王君到校授课也。”而对于所需要的设备，翁之龙校长也给予了大力的支持，他在给朱家骅的信中说，“应添购之化学仪器，如能趁王君在德之际购置若干应用，实属良好之机会也。兹已将本校已有之化学仪器列表遥寄王君，请其参酌加购，并请其在未购之前先与Dr．Jlgner及Waibe等接洽，以免所购者与所捐者有所重复。够办仪器所需之款，亦已嘱会计汇德三千元交王君手收矣。”学校除支付了王葆仁所要求的费用外，又从庚款息金教育补助费得到了18万元的支持。1937年，同济大学理学院正式成立，设化学与生物两系，王葆仁任院长，兼任化学系系主任，开始招收本科生。当时化学系的主要仪器设备均从德国采购，十分先进。
正当王葆仁踌躇满志地准备大干一番事业的时候，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了。位于上海吴淞的同济大学200亩的校园，被日军用四十多枚炸弹炸成一片废墟。国立同济大学在日军的炮火中被迫开始了艰苦卓绝的万里跋涉。处于襁褓中的理学院和化学系，也随着整个学校一起辗转迁徙，先后搬至浙江金华、江西赣州、广西贺县八步镇，经越南到昆明，最后到达四川南溪县李庄镇（今属宜宾市翠屏区）。虽然身后就是日军炮火，但王葆仁和理学院的老师一起，坚持随时为学生上课。在王葆仁先生的尽力保护下，创办初期购买的实验设备和仪器药品也随着学校一次又一次地搬迁，很少损失。但由于在金华、赣州和八步的时间都很短，化学系的实验课一直到昆明才开设。唐有祺院士于1938年进入同济大学化学系学习，是该系的第二届学生，王葆仁教授他的有机化学和有机化学实验课程。据唐有祺院士回忆，王先生上课条理非常清楚，板书十分整洁，口齿清晰，就是声音稍微小了一些。他除了教授经典的有机化学理论外，在内容上也与时俱进，及时加入当时有机化学研究中的热点问题。他对学生要求非常严格，对于有机化学实验，要求学生用天平称量必须精确到0.1毫克，绝不允许马虎。
作为理学院的院长，在抗战中，面对着非常困难的形势，王葆仁不仅尽力维持理学院的教学，还一直不忘谋划理学院的发展。理学院开办之初，设化学、生物两系，但王葆仁还一直努力尽快创办数学、物理两系。1938年，当学校迁至赣州时，由于战乱导致时局困难，经费非常紧张，学校提出暂时停止开办数学、物理两系。王葆仁一方面为数学、物理两系不能及时开办而着急，另一方面也十分理解学校的难处，他提出如果不办数学、物理两系，经费就用来补助化学、生物两系。他在给朱家骅的信中写道：“自当凛遵埋首专致力于教课及理学院化学及生物两系以求其发展。石声汉兄已允于暑假后来任生物系教授兼主任，当可将生物系加以整顿。唯数学物理两系校方意暂不举办，影响于化（学）系课程至大。且原有教授李达、王恒守两先生在国内数理界均负声望，停聘以后改聘他人开课后恐多困难耳。另有恳者，去年所请唯董事会之理学院补助费九万元原定支配计划书系分列化、生、数、理四系，今数理两系既暂缓开办，拟将数理方面之书籍仪器购置费转以采购化学生物之仪器药品。”朱家骅回信认为“数学物理为理学院之主要科系，似不可不办。原补助该两系之设备费先挪移并与化学、生物两系，可先与重庆本会事务所抗总干事商之”，同意了他的想法。
1939年初，同济大学搬到昆明后，稳定了一年多的时间。王葆仁和理学院的师生一方面开始正常上课，另一方面继续想办法开办数学、物理两系。然而，1940年，昆明也开始遭到日军轰炸，学校又开始变得不安全起来，准备再次搬迁。学校成立了以周均时校长为主席的迁建委员会，王葆仁是成员之一。受周均时校长委派，他和事务主任周召南等人先期出发到四川李庄考察，为学校的整体搬迁做好准备。
王葆仁非常热爱他所从事的事业，一心要把同济大学理学院办好，从创办开始，他一直努力为理学院的发展争取各种资源。然而，当时在抗日战争期间，学校处于流亡之中，虽然有朱家骅等在国民政府任高官的校友关照，同济大学的经费仍然十分拮据。当时的学校领导也十分想支持理学院尽快发展，但医工两院作为历史最长、水平最高的学院，自然是学校重点力保的，对理学院的支持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
1940年，同济搬到李庄后，由于学校经费紧张，有人提出停办生物系。王葆仁立即写信给朱家骅，力陈续办生物系的理由。他在信中写道：“兹校中忽有倡停办生物系之议者，均时校长颇表赞同，藉口学生数少，停办可以节省经费。”“谨按生物系学生，并非人数最少之系所，花费之经费亦最小，实无停办之理由。且生物课程为医学院学生所必修，在理应设法充实以求习医者得良好之基础。我公对理院期望甚殷，敬请函均时校长制止并请赐生南针以为准绳，不甚屏息待命之至。”后来经过多方努力，关于停办生物系的声音渐告平息。但因前面发生的事情使生物系主任石声汉十分灰心，王葆仁再次致函朱家骅，希望他能够出面做做工作，并请他物色介绍所缺的教授来校任教。“前段校中之停办生物系之议，今此意已寝，唯石声汉兄态度因之非常消极。我公可否致函请彼继续努力，以负艰巨。该系动物教授亦以前谣之故，缺乏未能补请（现缺二位），敬请我公赐予物色介绍，至以为幸前询周兆丰、卓励之两先生德文程度事，两先生教课均极受同学爱戴，周先生对化学系各实验室之设计与配备，其功尤伟。两先生授课均用中文讲演，而用德文名词，至语言及写作，则稍逊也。”朱家骅非常重视王葆仁的意见，从西北返渝后立即给王葆仁回了信，信中说：“同大保持德文为第一外国语，实属必要。设或变其历史则甚不可，故各教授仍以精通德文为必要条件。生物系停办之议已寝甚慰。石声汉君态度消极，已电辛树帜兄转劝，并请待物色精通德文之动物教授二人，容再续告。”
王葆仁对理学院的发展非常关注，在当时整个学校都十分困难的情况下，资源分配和经费争取等方面很容易与其他学院发生矛盾。王葆仁一直坚持认为理科是医科和工科的基础，只有基础打好才能更好地发展，学校的投入应该重点保证理学院，而他性子很直，因此有的时候矛盾会激化。同济大学迁到李庄后，条件十分艰苦，就曾由于学校资源分配问题而出现医工两院师生与其发生公开冲突的情形。有人上书朱家骅，以理学院教授出身为由，数落王葆仁的不是。王葆仁在给朱家骅的信中进行了辩解，同时也很含蓄地提出辞去院长职务。信中写道：“生自来同济，倏已五年，夙夜辛勤冀能补拙，只知埋头苦干，不事宣传，虽无大建树，但每有举措，均期无负于党国，无负于学校，无负于青年，中间波澜起伏，毁誉繁兴，以心有所主，不计其他，但以责任心重是非感深，故每开罪于人。近闻且有在吾师前公开抨击者，吾师知生甚深，自无须生喋喋。生觉事实最为雄辩，然非楮笔所可尽宣，如有机会自当面呈一切。吾师期许至殷，属望至厚，生五年中一举一动均期无负吾师，想邀洞鉴。自理学院各系已完全，暑间已有毕业生，生觉已可告一段落。我师亦可另为生谋一枝棲否？”关于理学院教授出身之事，他说：“唯闻系关于理院教授之出身方面，有人攻讦谓均请英美留学生一事，兹将理院教授表列，奉承敬恳参阅，则此种恶意宣传不攻自破矣。二年以来，以校局窳败，良好教授几全离校。君子道消实悲黍离，以是雌黄黑白任情颠倒，理院以本校缺纯粹科学人才，不得不请他校出身者为助。诸同仁虽处处退让，处处吃亏，仍处处遭人歧视，而众失所集在生一身，其痛苦非笔楮所能尽宣。加以生素不习于行政，近来身体孱弱，兴趣萧然，在此支离混乱之局面，若再继续苦撑，恐将有个人心身与事业同时崩溃之。一日亟思退避贤路专任教书，以资修养。我公爱护甚深，敬恳函商均时校长另简贤能，以维院务，不甚感戴之至。”朱家骅接信后，立即回信，高度评价了他在同济大学的工作，并予以挽留：“承示理学院今年毕业生成绩不恶，具见平日教督之勤，可胜欣慰，仍希继续淬励，幸甚盼甚。”“理学院由兄主持多年，均时兄倚畀正殷，且盼打消辞意，渡此难关为祷。”
然而，由于矛盾仍然存在，一时难以解决，辞去院长又不获允，王葆仁身心疲惫，萌生去意。1941年8月5日，他再次给朱家骅的信中写道：“生自来同济五载余，兹其中甘苦备尝，毁誉参半，一切经过当在洞鉴之中，无需再为续呈。计生共创一学院三学系，其课程之严谨，教员之努力，学生风气之醇正，非独为诸院冠，即方之各大学亦无不及。此可堪告慰我公，亦期期以自喜者唯是。生本庸碌，且赋性慵疏，既悉其心志于卷牍，遂荒于学业，属于交友，后者为不虞之诲所。自来两年间，所深受者多，此尚无关得失。唯前者为立身之本，若不直追，将遗伊戚于无穷，且亦负于董事会之栽植矣。兹者理院已有毕业生一班，成绩尚不过劣。生之事业方面暂可告一段落。数年来，研习所得拟抽暇编辑藉优精研。本年度无论情形如何变化，均不意再任行政职务，万恳我公予以曲宥，俾生以在学术得时温读。我公爱仁以德，当可赐允也。”朱家骅当然不允，回信继续挽留。可是，由于经费之争导致的矛盾愈演愈烈，使他去意坚决。他于1941年9月19日再次致信朱家骅，强烈要求辞职。他在信中说：“生以菲才，重蒙覆育，知遇之恩，感戴何似？ 自回国后奉命入同济主持理院五年以来，恒常竭智殚精，埋首龟手冀院务发展校增荣，以求仰副期许。其奈望轻能鲜，更值时艰，加以众楚一齐掣肘，见以遂致事业无成，空负怀抱，终日彷徨，无以为计。窃思行年四十，学术无闻，深惧霜露，忍凋遂兴，草木同朽。常此因循，非仅自误误人，且何以对殷望与国家之教育？是以本学年起决心不再任行政，专心于学，冀有所成。校中如再以院务相逼，则即去而之他亦所不惜。前此陈情，当蒙钧鉴，敬恳转告均时校长，士各有志，不必相强也。窃思同济以前历史极为光辉，自遭国难，屡次搬迁，至元气大伤，意志消沉，贤者离去，黍离堪悲，现有员工欠缺，中心思想上者敷衍故事，下者甚至树党营私，风气嚣张，纪律窳败。至于设备图仪，泰半支离散佚，其图书馆、工厂、医院、实验室，或则有名无实，或竟不克成立，种种情形诚为痛心，迥非复如在吴淞时之现象矣。凡此情形，实病根已非一人之更或一事之改即可救药。我公爱护母校最为热肠，且管理文化，言重九鼎，允宜以最大决心多介贤能来校服务，振聩发聋，痛加整顿，则三数年后，同济当可复得其应有之精神与地位，否则目前零替之势已成，以后将不堪设想。我公曷不置此鸡肋，又何必代人受过，以暇日月之明乎？生以所感者深，故心危而言重一得之，愚敢当芹献，伏望鉴宥愚忱，恕鲁质不闻之罪也。”
此时，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邀请王葆仁赴浙大任教，虽经朱家骅再三挽留，王葆仁就此离开了同济大学。虽然他在同济大学工作时间只有短短的五六年，但是他不仅创办了同济的理科，而且成为同济历史上的第一位华人院长。他领导下的同济大学化学系学风严谨，在其后的15年里人才辈出，这些都应该载入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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